∞ 专家确认“Fast16”恶意软件曾破坏伊朗核武试验
一家安全公司近日证实，一款多年前被发现、却直到最近才被完整分析的恶意软件“Fast16”，曾被用于暗中干扰核武器爆炸模拟测试，目的不是直接摧毁武器，而是通过篡改测试数据，误导工程师认为核试验失败，从而拖慢核计划的推进。
据安全公司赛门铁克（Symantec）威胁猎手团队最新分析，“Fast16”针对至少两款高精度仿真软件——LS‑DYNA 和 AUTODYN，在它们用于模拟高爆炸药与核弹头物理过程时，暗中替换关键测试数据。恶意代码会在仿真接近“超临界”状态时出手，悄悄篡改显示在工程师面前的数值，使其误以为核心压力不足以引发链式核反应。
核专家指出，从代码细节与其活跃时期推断，“Fast16”的目标几乎可以确定是伊朗早期的核武计划。美国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创始人、大卫·奥尔布赖特（David Albright）表示，虽然理论上也可能针对当时从事核武研发的其他国家，但时间点、开发所需的访问权限以及对铀材料的聚焦，均指向伊朗核武努力这一最可能对象。他强调，“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朝鲜或叙利亚等国，但所有关键因素叠加起来，伊朗的核武项目仍是最有说服力的目标。”
与广为人知的“震网”（Stuxnet）相比，“Fast16”并非更早，而是大致同步出现的另一支“数字武器”。“Fast16”的代码于 2005 年 8 月 30 日编译，证据显示“震网”也在同一时期开始开发，尽管后者直到 2007 年才在伊朗的离心机系统中“投放”。“震网”通过操纵离心机运转并伪造监控数据，悄悄损耗伊朗的铀浓缩能力；“Fast16”则在另一条战线下手——它不破坏实体设备，而是让核武设计团队对仿真结果失去准确认知。
研究人员指出，“Fast16”专门盯住高爆压缩过程中的关键阶段：当仿真中的铀核心密度达到约 30 克/立方厘米——略低于压缩铀将开始液化的密度门槛时，恶意软件开始拦截并篡改数据。真正的物理参数被替换为偏低几个百分点的虚假数值，在图表呈现上看似正常波动，却足以让工程师得出“压力不足、设计失败”的错误结论。这将迫使团队不断调整计算、增加炸药装药量或修改结构设计，在无尽的“找错”和内部争执中白白消耗时间与资源。
赛门铁克团队还发现，“Fast16”对 LS‑DYNA 的多个版本提供了精细适配，且这些支持并非按软件发行顺序线性增加，而是“跳着”补齐。这意味着攻击方很可能在持续获得情报，掌握目标工程团队在何时切换到哪个版本的仿真软件，并据此更新恶意代码，以确保无论目标如何升级或回退版本，仿真结果都会继续被操纵。与此同时，恶意软件还会在内部网络中横向传播，使任何用于运行仿真的终端都输出同样被篡改的数据，进一步降低受害者怀疑系统被入侵的可能性。
“Fast16”的存在最早是通过一份 2017 年泄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工具文档被安全研究者注意到的。这些工具由神秘黑客组织“影子经纪人”（Shadow Brokers）窃取并分批公开，文档中提到的“Fast16”被描述为一项真实投入使用的攻击能力，而非停留在实验室的概念验证。虽然当时并未流出实际样本，但 2017 年 10 月，有人将一份“Fast16”样本上传至恶意软件检测平台 VirusTotal，并在随后的两年间一直无人留意。直到 SentinelOne 研究员胡安·安德烈斯·格雷罗‑萨德（Juan Andres Guerrero‑Saade）在 2019 年发现这一样本，并与独立研究员维塔利·卡姆卢克（Vitaly Kamluk）联手，借助人工智能对其功能进行拆解，才初步揭开其针对高精度仿真计算的本质。
当时，SentinelOne 的团队推测，“Fast16”很可能是为破坏用于模拟核爆炸的计算软件而设计，并将 LS‑DYNA 列为最可能的目标之一，因为公开信息显示伊朗在爆轰研究中使用过该软件。如今，赛门铁克的最新技术分析印证了这一点，并进一步确认 AUTODYN 也在攻击范围之内。两款软件均为工业界和科研界常用工具，可用于研究金属强度、碰撞冲击、航空航天和车辆安全等一系列高压物理场景，同时也适用于模拟核弹头在高爆压缩下的行为。
理解“Fast16”的运作，需要回到伊朗核项目的历史背景。2002 年，伊朗流亡反对派“全国抵抗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伊朗正在秘密推进核武计划，多处未向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报告的设施被曝光。2003 年，IAEA 现场检查发现，伊朗核活动远超其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应披露的范围，且存在军事用途的可疑迹象。在国际压力下，伊朗在 2004 年同意暂时中止部分核活动，与欧盟展开谈判；然而 2005 年夏季，谈判破裂，伊朗宣布恢复浓缩活动，并在纳坦兹（Natanz）设施推进离心机安装与运行。
安全研究者推断，正是在 2003 至 2005 年间，情报机构认定伊朗仍在持续进行核武相关研究，尤其在“阿迈德计划”（Amad Project）中通过计算机仿真来弥补实爆试验规模受限的不足。奥尔布赖特指出，美国情报界在 2007 年曾发布评估称伊朗于 2003 年中止核武计划，但以色列和德国等国情报机构长期认为伊朗在 2005 年以更隐蔽、经费缩减的方式恢复了相关工作。在这一阶段，物理实验受限、而计算机仿真地位被抬高，也意味着对仿真软件的精确破坏将成为极具性价比的攻击路径。
“Fast16”被设计为极具隐蔽性的“软破坏”工具。它不会贸然感染所有目标主机，而是先检查系统上是否安装了 18 款特定安全产品，一旦发现这些防护软件便自动退出，以减少被捕获和分析的风险。在潜入仿真环境后，它并不主动触发任何明显的异常，而是在监测到高爆模拟启动且采用特定数学模型时才开始工作。核爆模拟可采用多种不同的数学模型，区别在于对压力、体积、密度等变量的描述方式以及它们在极端条件下的相互作用，“Fast16”仅在检测到其中三种特定模型被启用时介入篡改，以确保攻击精度与效果。
在核武设计上，伊朗被认为曾针对球形内爆装置进行高爆组件测试：高爆炸药被均匀包覆在球形铀核心外侧，通过点火产生冲击波，推动金属“飞片”如锤击般向内撞击铀核心，使其进入高压高温状态。在这一状态下，铀核中释放的中子频繁撞击其他原子核，引发连锁裂变反应，从而实现核爆。工程师通过仿真不断调整炸药布置、引爆时序和材料参数，以寻找实现“超临界”状态的最优方案，而“Fast16”正是在这一关键过程里改变他们读到的数字。
奥尔布赖特分析认为，如果恶意软件仅仅将真实数值轻微下调 1% 至 5%，图表上的曲线变化肉眼看上去完全正常，却足以改变工程师对结果的判断。他们可能会认为冲击不足、压缩不够、设计存在缺陷，从而反复调整模型和装药配置，而每一次仿真运行都会得到被操纵后的错误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攻击的目标并非让某次爆炸“失控”，而是持续打乱研发节奏，消耗团队信心，制造内部摩擦和对设计方案的怀疑，从而在总体上拖慢核武开发进程。
赛门铁克研究员维克拉姆·萨库尔（Vikram Thakur）指出，“Fast16”在技术上看似简单，却属“极少数精英级攻击”之一，因为它需要攻击者既精通目标软件内部机制，又深入理解核物理过程、材料特性以及如何以最小改动实现预期的误导效果。他认为，在 2005 年就打造出这样一款基于精密工程知识的“数据完整性攻防”恶意软件，“在任何时代都罕见，而在当时更是难以想象”。
尽管如此，萨库尔仍强调，“震网”在复杂度上依然是他们见过的最先进恶意代码之一。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将攻击重点放在“数据层面”：通过篡改系统输出的数据而非直接破坏硬件，让受害者在错误信息中迷失方向。同时，攻击者必须突破高度隔离、物理隔离的安全环境，准确掌握这些环境的运作方式，并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实施极为精细的修改。
“震网”直到扩散至纳坦兹外部系统并引发崩溃才被发现，前后潜伏约三年。而在它曝光之后，对伊朗核计划造成的影响并未止于物理破坏，还包括对整个工程体系信任感的摧毁：伊朗工程师自此对任何故障都保持高度怀疑，哪怕是普通的设备老化或偶发错误，都可能被怀疑是外部破坏的结果。赛门铁克认为，“Fast16”揭露出的事实同样会在心理层面对伊朗核项目施压：它提醒决策层和技术人员，哪怕是深藏于计算机仿真软件中的数据，也未必值得信任。
研究人员普遍认为，“Fast16”和“震网”很可能是西方针对伊朗核计划所发动的更大规模、多层次行动的一部分。在过去二十年中，美国及其盟友持续采用从网络攻击到定点打击等不同手段，试图延缓或阻止伊朗获得核武能力。传统的“动能打击”尚未完全摧毁伊朗核基础设施，而新披露的“Fast16”故事，则为这一长期博弈增添了新一章：它展示了在传统军事压力之外，如何通过看似温和、实则深入核心的数字破坏，在不引发大规模爆炸的前提下改变核项目的时间表和政治筹码。
在当前美国与以色列仍试图通过压力与谈判限制伊朗核计划之际，“Fast16”的曝光被视作一则警示：对于伊朗的核决策者和工程师而言，所谓“安全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任何环节——哪怕是实验室里看似中立、可靠的仿真软件——都可能成为数字破坏者的入口。
∞ 微软承诺为 Windows 11 推出更多自定义控制选项
微软近日公开强调，个性化和自定义“写在 Windows 的 DNA 里”，并表示将在未来数月内为 Windows 11 推出一系列新特性，让用户对任务栏和开始菜单等核心界面拥有更大控制权。 当前，微软已经在测试可移动、可缩小的任务栏等功能，但公司称这只是恢复与扩展自定义能力的开始。
在过去几年中，曾经是微软“明星产品”的 Windows 一度被边缘化，更像是微软人工智能战略的承载平台。 微软将 Copilot 大量嵌入系统各处，包括像记事本这样的基础应用，激起了用户的强烈反弹。 这场不满情绪最终在社交媒体上演变为“Microslop”等抨击微软产品质量与决策的舆论运动，迫使公司开始调整方向。
2026 年 3 月，微软公开承诺改善 Windows 11 的整体质量，包括提升资源管理和文件资源管理器性能、降低 Copilot 的侵入程度等。 随后，微软 CEO 萨提亚·纳德拉表示，公司希望通过回归系统性能和基础体验等“基本功”，重新赢回 Windows 忠实用户。 如今，负责 Windows 业务的高管 Pavan Davuluri 在个性化问题上重申了这一立场，进一步释放“尊重用户自定义”的信号。
Pavan 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个性化和自定义是写在 Windows 的 DNA 里的，一直如此”，并引用了 Windows 11 新版任务栏改动作为例证。 他称，过去几个月通过阅读用户反馈和走进 Windows 预览体验计划社区，团队意识到用户对自定义能力的在意程度“远超预期”。 “你们希望对任务栏和开始菜单有更多控制，我们听到了诉求，并从今天开始交付变化。”Pavan 写道。
尽管微软一再强调 Windows 在历史上拥有强大的可定制性，但用户对 Windows 11 的个性化控制能力长期颇有微词。 与 Windows 10 相比，Windows 11 在界面布局、任务栏位置、开始菜单尺寸等关键方面均大幅收紧了可调空间。 例如，Windows 10 允许用户拖动开始菜单边缘自由调整高度与宽度，还支持清空“动态磁贴”，仅保留应用列表形成类似侧栏的紧凑布局。
而自 2021 年 10 月 Windows 11 正式发布以来，微软不仅彻底取消了动态磁贴支持，还限制了许多传统自定义选项。 用户无法移动任务栏位置、无法调整开始菜单高度，也无法彻底关闭“推荐”区域或在任务栏上通过拖放方式快速固定文件。 这些限制在社区中长期引发不满，被视为微软淡化桌面用户需求、强化“统一设计”的典型例子。
目前，微软已经着手将部分传统自定义功能重新带回 Windows 11。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任务栏和开始菜单的新控制选项，这些功能首先向 Windows 预览体验计划用户开放，待问题修复后再面向所有用户推送。
5 月中旬起，微软已开始向测试渠道推送可移动与更小尺寸任务栏的选项。 新版任务栏允许用户再次将其移动到屏幕左侧，或保持在底部，并可切换为更小尺寸以减少屏幕占用。 对于希望在左侧固定任务栏、为应用窗口腾出更多空间的用户而言，缩小版任务栏被视为一个相当实用的调整。
微软对媒体表示，这些特性将在解决现有问题后推送到正式版 Windows 11。 当前预览版本中，在部分硬件或显示配置上，将任务栏移至左侧时会出现开始按钮及任务栏图标对齐异常的问题。 此外，通知气泡与提示在任务栏位置变化后也存在与布局不一致的异常表现，微软称将在正式发布前修复这些缺陷。
除任务栏外，微软也在对 Windows 11 的开始菜单进行更深度的可定制改造。 首先，系统将重新提供调整开始菜单尺寸的功能，用户可以在“较小”和“较大”两种尺寸之间切换，未来版本中可能会加入更多尺寸选项。 这一改变被视为对长期以来“开始菜单不可缩放”投诉的直接回应。
微软同时测试了一项允许用户关闭开始菜单不同区域的新特性。 对于仅常用少量应用的用户，可以关闭“所有应用”列表和“推荐”区域，只保留固定应用网格，以获得更简洁的启动体验。 相反，用户也可以关闭“推荐”和“固定”，仅保留应用列表，使开始菜单更接近 Windows 10 时代的应用目录形式。
在细节层面，开始菜单还将迎来多项具体改动。 “推荐”区域将更名为“最近”，微软表示会改进算法，让该区域展示的文件和内容更加贴合用户实际使用习惯。 新安装的应用将立即出现在开始菜单中，而不再存在延迟或识别不一致的情况。
考虑到隐私诉求，微软还允许用户在开始菜单中隐藏自己的姓名和头像信息，以降低在公共环境或演示场景下暴露个人身份的风险。 此外，用户可以只关闭开始菜单中的“最近文件”展示，而不会影响文件资源管理器或任务栏跳转列表中的最近文件记录，从而在隐私和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Windows Latest 进一步报道称，微软内部还在准备更多与任务栏相关的重大改进。 当前，虽然较小尺寸的任务栏已在测试，但用户仍无法像在 Windows 10 中那样，通过拖动任务栏边缘手动改变其高度。 有消息称，微软计划在后续版本恢复这一“拖动调整任务栏尺寸”的传统能力。
从时间安排来看，这些与个性化和自定义相关的改动将贯穿全年分批推出。 微软尚未给出具体版本号与发布日期细节，但强调会在质量和体验达到预期后再向所有用户开放。 业界普遍认为，这一系列调整不仅是对 Windows 11 初期设计取舍的修正，也是微软在 Copilot 推进受阻后，重新拉近与传统桌面用户关系的一次重要尝试。
∞ Google Tensor G6：在成本与性能之间重新寻路的 2nm SoC
Google新一代 Tensor G6 系统级芯片（内部代号“Malibu”）正在逐渐浮出水面，这代产品延续了 Tensor 系列一贯的路线：在性能、功耗与成本之间做平衡，不过这一次，Google显然把权重进一步向成本控制倾斜，例如在 GPU 上选择了一款基于 5 年前架构的改版核心。
从制程工艺看，Tensor G6 与苹果 A20 一样，将采用台积电 N2（2nm）工艺，但不会使用价格更高、性能提升约 5%–10% 的 N2P 版本，相比基于 3nm 工艺的 Tensor G5，N2 仍能在能效方面带来实质提升。 这意味着在整体性能大致持平或略有进步的同时，G6 有望在功耗和发热控制方面优于上一代。
在 CPU 部分，Tensor G6 将从前代的 8 核缩减为 7 核，采用 1+4+2 的核心配置：1 颗主频 4.11GHz 的 ARM C1-Ultra 大核，4 颗主频 3.38GHz 的 ARM C1-Pro 核心，以及 2 颗主频 2.65GHz 的 ARM C1-Pro 核心。 这一“减核”选择被认为与Google一贯的成本考量密切相关，在多线程峰值性能上可能略逊于竞争对手，但在典型移动场景下仍能维持足够的性能输出。
GPU 是这代 Tensor G6 最具争议的部分之一。早期爆料曾指出，Google将采用 2021 年发布的 PowerVR CXT-48-1536 GPU，引发“上古 GPU”之说。 此后进一步消息显示，实际配置是其改良版 CXTP-48-1536，其中“P”被普遍认为代表更佳的功耗表现，类似于 Imagination 2025 年推出的 DXTP 系列。 尽管如此，这颗 GPU 仍基于约 5 年前的基础设计，基本可以确认这是Google为压缩成本、在 AI 侧投入更多预算而作出的“怪异但精打细算”的选择。
为弥补 GPU 端可能的短板，Tensor G6 在 AI 计算部分强化明显，采用代号为 “Santafe” 的双 TPU 设计：一颗面向主要 AI 负载的定制 TPU，负责复杂推理和大模型任务；另一颗“nano-TPU”则针对较简单的 AI 场景，强调更高能效。 这种双路径架构有望在日常使用中实现更细粒度的功耗管理，例如在后台或轻量任务中更多依赖 nano-TPU，以延长续航。
在安全与影像方面，G6 将引入新一代 Titan M3 安全芯片，为用户数据（包括加密密钥和生物识别信息）提供硬件级保护。 影像部分则采用代号为“Metis”的新图像信号处理器（ISP），搭配一个 GXP（Graphics eXtension Processor）单元，并与双 TPU 协同，目标是在计算摄影、视频处理和硬件加速图像处理方面提供更强的“软硬一体”能力。
内存与存储配置上，Tensor G6 支持 LPDDR5X 内存，顺应当前高端移动 SoC 的主流趋势。 在闪存规格上，这颗芯片大概率不会率先上马 UFS 5.0，而是继续支持 UFS 3.1 和 UFS 4.0，并根据不同 Pixel 11 机型配置不同版本，存在一线可能引入 UFS 4.1 支持。 在持续上涨的存储价格背景下，这种配置选择同样被视作在成本和体验之间的一种折中。
在成本方面，现阶段尚无 Tensor G6 的确切单价数据，不过 Tensor G5 的成本约为每颗 65 美元，可作为参考基线。 考虑到内存市场正在经历所谓“芯片通胀”，例如典型移动用 LPDDR5 模组在 2026 年一季度约为每 GB 10 美元，二季度预计均价将升至 19.3–19.8 美元区间，G6 的整体成本预计将高于上一代。
按照现有规划，Tensor G6 将首先搭载于 Pixel 11 系列手机上，预计发布时间为 2026 年 8 月。 从时间表来看，Google选择在先进 2nm 工艺仍属前沿且产能有限的时期切入，既可以维持与主要竞争对手在制程节点上的同步，又通过在 GPU 等部分“做旧”，把更多预算和功耗空间留给 TPU 以及安全、影像等差异化能力。
从整体设计哲学来看，Tensor G6 并非一款追求极致跑分和游戏性能的 SoC，而是更偏向以 AI 能力、影像处理和安全特性为卖点，围绕 Pixel 系列的软硬整合优势构建差异化体验。 在存储、GPU 等组件上“向后看”，叠加在制程、TPU、安全和 ISP/GXP 上“向前看”，构成了这代 Tensor 的典型“Google式平衡公式”。
∞ 虚幻引擎新对手？AMD专利暗示将推AI游戏引擎
AI已经影响到游戏行业的各个领域，PlayStation、Capcom都在积极拥抱这项技术，而AMD的一项新专利再次暗示了AI将如何彻底革新我们所熟知的游戏。据外媒Cheat Happens，AMD最终可能会发布一款完全基于AI的游戏引擎。
AMD申请了一个叫“基于人工智能的游戏和渲染引擎”专利，展示了AMD旨在提供逼真视觉效果的同时降低计算成本的雄心。为此，AMD计划利用神经外推（neural extrapolation）、智能超分辨率（smart upscaling）等技术。
根据专利说明，得益于起初使用的简化火柴人图案，系统可以从头开始生成细腻的图像和内容。这就是AI组件大显身手的地方，它们将负责处理传统平台（如Unreal Engine）所承担的各项处理工作。
该专利本身内容相当深入，目前还无法确定AMD何时会向主流开发者开放这项技术。然而，它无疑展示了AI在游戏行业中最具吸引力的应用场景之一。
∞ 国产DDR5颗粒大批进入供应链 内存厂加紧生产
全球内存行业正处于AI驱动的历史性上行周期，国产DRAM产业迎来关键发展窗口。随着国内龙头存储芯片企业长鑫存储（CXMT）DDR5技术取得实质性突破，中国内存模组厂商正全面加速下游产品落地，推动国产DDR5从技术验证阶段大规模进入消费与企业级商用市场。
国内主要内存模组厂商嘉合劲威（Powev）近日宣布，其神可（SINKER）品牌DDR5服务器内存已正式进入量产交付阶段，其DDR5 64GB 5600MT/s RDIMM服务器内存已通过多家大厂严格测试，正式实现规模化量产交付。目前产线全线贯通，物料供应稳定，产能已拉满，良品率达到量产标准，可满足大客户批量备货和项目定点交付需求。
科美（COMAY）等其他国内厂商也基于长鑫颗粒发布了面向工业与企业级应用的DDR5产品。
在消费市场，嘉合劲威旗下光威（Gloway）、金百达（KingBank）品牌的国产DDR5内存早在2024年底就已上市销售，成为国产DDR5进入商业流通渠道的首批标志性产品。
下游产品的密集推出，源于上游长鑫存储的核心技术突破。长鑫存储去年11月在IC China 2025展会上正式发布了速率达8000MT/s的DDR5内存产品，提供16Gb和24Gb两种单颗颗粒容量，全面覆盖服务器、工作站及个人电脑等应用场景。
尽管24Gb容量较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国际巨头的32GbDDR5芯片仍有一代技术差距，但这已是中国DRAM产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安徽合肥的长鑫存储，是目前国内唯一实现DRAM芯片大规模量产的企业。其产品线已覆盖服务器与桌面端DDR内存，以及用于智能手机、平板和可穿戴设备的LPDDR低功耗内存，后者已成功进入小米、OPPO、vivo、传音、联想等国内主流电子厂商的供应链。
不过，全球DRAM市场仍高度集中，TrendForce数据显示，2024年第四季度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家分别以32.6%、33.2%和25.7%的份额占据全球91.5%的出货量。
尽管面临国际巨头的垄断格局，国产存储产业仍迎来多重利好。美国政府近期已放松对长鑫存储与长江存储的限制，为国产内存进入欧美等主流市场扫清了部分障碍。与此同时，三星逐步退出老旧LPDDR标准市场，也为国产厂商在入门级智能手机与PC领域创造了宝贵的增长空间。
目前长鑫存储全球市场份额约为10%，随着其产能持续扩张，未来有望进一步提升市场地位。
